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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则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斯大林强调“民族”的文化基础，而安德森则注重其本质上的国家主权性。

民族可被界定为一个具有文化根基的政治共同体，而“民族主义”则促使“民族”的形成，而不是相反。

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其本质追求在于政治共同体，强调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平等。

电影《误杀》巧妙地将虚实相结合，实际展现了印度内部的性别歧视、社会等级差异和权力冲突，表达了民族内部成员平等的愿望。

通过虚构的维杰角色，隐喻性地控诉了英国殖民主义行为，反思了印度民族反抗的内省审查，表达了印度对民族政治权力的诉求。

同时也包含着赎罪感和渴望赦免的情感，以此表达了印度国民对民族主义的深切诉求。

平等诉求，何时到达？

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积极针对女性问题进行法律改革。1951年，印度共和国宪法颁布，特别强调保护印度妇女同男子一样享有人民基本权利。

1961年，通过“嫁妆禁止法”，将在印度长期存在、侵害妇女尊严和利益的嫁妆习俗宣布为非法。

印度也开始重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从更广阔的角度强调了教育在女性获取平等方面的作用。这些改革在影片中也得到了表达。例如，影片中父亲维杰非常关注两个女儿的教育问题。

大女儿安玖在父亲的同意和资助下参加了夏令营。父亲也督促小女儿阿努认真学习，显示出对女性教育的重视，安玖所在学校的校长也是女性，突显了女性在公共教育事业中的积极参与。

虽然安玖和母亲在影片中误杀了萨姆，但这种极端事件似乎表达了女性独立自主的勇气。

这些情节都呼应了印度社会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和努力。《误杀》突出了维杰的正派公民形象，他的行为体现了个人追求平等和民众诉求的特质。

在维杰工作的地方，当听到有人诋毁他的老板为“三K党”时，他坚决否认，并认为尽管他是孤儿，辍学四年级，但他的品性良好。

这凸显了维杰高尚的人格、自我学习的决心和能力。这体现了民族主义下的“自觉意识”，并推动了“自觉行动”，即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和民众。

在酒馆里，他运用法律知识帮助一对年老夫妻保护儿子免受非法监禁的迫害。当施工人员普朗先生从高图德警官那儿讨薪时，高图德挪用公款，并威胁普朗不要投诉，但维杰勇敢地批评高图德的贪污行为，他还在酒馆中揭露高图德的不法行为，为其他人争取公正。

这表现了维杰寻求平等机会的愿望，体现了建立在深刻平等的同志爱之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强调公民对个人权利的诉求。维杰最终以个人的勇气对抗检察长米拉，保护了女儿安玖的声誉和生命。

他的行为似乎超越了法律的界限，突显了民族主义的核心不仅是法律，更是个体公民权利的坚决捍卫。维杰的行动显示了民族主义下公民的积极参与，试图矫正权力阶层的不当行为。

这使得检察长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对非法监禁和殴打行为负责，而腐败警官高图德也受到了广泛群众的谴责。

这符合民族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得到广泛人民支持的阶段，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提出的。这在影片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电影中所展示的大众反抗，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民族主义对精英阶层的颠覆，即崛起的资产阶级对权力阶层的挑战。

印度社会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种姓制度最为典型，不同等级在地位、权利、职业和责任方面有严格的界定。

刹帝利阶层作为军事贵族和行政特权阶层，享有税收特权；而吠舍阶层则是由雅利安人组成的自由平民，从事农牧渔猎等职业，在政治上没有特权，需要供养婆罗门和刹帝利阶层。

检察长米拉属于刹帝利阶层，而维杰则是吠舍阶层。然而，维杰通过自己的努力晋升到中产阶级，他的思维充斥着商业经济的理念，他积极追求权利，甚至试图超越社会阶层的限制。

维杰的商业经济思维在于他对成本和产出的考量，以及对顾客需求的关注。

他认为学费与教育质量并无直接关联，强调投入与产出应当保持平衡；他致力于满足顾客需求，同时也勇敢地回应不合理的要求；在与高图德讨价还价时，他明白市场份额的重要性。

在他实现经济独立后，他开始思考公民权利问题，这反映出他试图打破种姓制度，表达了对内部平等的渴望，这种愿景是民族主义核心观念的一部分。

电影中的大众反抗和维杰的行为一方面呈现出崛起的资产阶级对权力阶层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维杰试图改变社会等级制度的愿望。

这强化了影片中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即追求内部平等和个体权利，以实现社会的公正。

民族政治权力诉求

民族政治在塑造国家认同和价值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政治独立的身份在民族主义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曾经长期深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而言，对政治独立的渴望在影片中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体现，凸显出了民族政治权力的强烈追求。

影片通过角色的生动塑造和情节的铺陈，巧妙地呈现了印度民众对政治独立的热切渴望。维杰及其家庭的故事成为整个印度民族的代表，他们的努力、坚持和抗争，都昭示着民族政治的核心目标：脱离殖民统治，获得自主权利。

这一追求并非仅仅局限于个体，而是涵盖了整个民族的共同心愿。通过影片中的情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政治权力的追求如何驱动着人们的行动。维杰的奋斗，以及他在法律领域中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政治独立的愿景。

而家庭中的母亲和女儿们也在各自的方式下，表达了对政治独立和平等权利的迫切渴望。这种政治独立的渴望不仅仅是摆脱外来的殖民统治，更是在民族政治意识的引领下，追求国家自主决策的权利和尊严。

通过影片中所呈现的情感、行为和对话，观众得以深刻感受到这种渴望所蕴含的力量和意义。

虽然影片没有直接描绘印度的殖民历史，但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它们或许隐喻性地象征着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及印度的反抗。

影片中检察长米拉的丈夫马赫斯以及他的家庭可能与英国白人身份有关。马赫斯的肤色较白，具备典型的欧洲人外貌特征，这可能暗示了他们在印度的英国身份。

他使用较多的英语，而这种使用在影片中较为罕见，他提到要离开印度前往伦敦时，表现出对国家的缺乏情感，这似乎暗示了他对英国身份的认同。

他的举止彬彬有礼，传达出英国文明与印度民族之间的差异。影片中维杰在伪造不在场证据时选择了甘地纪念日，这可能暗示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他从法律的角度进行逃避，这种合理化与甘地的非暴力抗议理念相呼应。

维杰选择通过合法手段抵抗，而非使用暴力，这与甘地的方法产生了类似的效果。维杰的告白是另一个要点，他通过隐喻故事的方式表达了对外来破坏家庭和谐的反抗，即使需要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暗示了英国对印度的侵略和殖民历史，以及印度人长期的反抗斗争。维杰的决心和牺牲意愿象征着印度民族的抵抗精神，以及在民族政治追求中愿意为自由和尊严奋斗的决心。

影片通过隐含的因素传达出了印度民族长期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经验，以及对政治独立的强烈渴望。

这加强了影片所呈现的民族主义核心，即追求政治独立和尊严平等的价值观。

影片中的细节充分展示了这一主题，比如通过角色的行为、对话和情节的编排，以及影片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背景。

维杰的奋斗、母亲的呼声、家庭的愿望，都构成了印度民众对自由和平等的强烈追求的缩影。

这种渴望和坚定的信念在影片中得到了鲜明地表达，呼应着印度民族长期以来的历史演进。

影片所传达的情感和信息不仅令观众感同身受，更突显了民族主义在塑造国家认同和价值观方面的重要性。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可追溯到帝国主义时代，早在英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就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并长期进行残酷的殖民活动。英国常常借助印度雇佣军来内部统治和外部征服，这类似于马赫斯通过掌握妻子米拉的军权来怀疑、审讯和控制以维杰一家为代表的印度民众。

这两种情形都是外来的自称文明国家的入侵者进入印度，而印度则代表着反抗的力量，其中维杰一家代表着印度的反抗。维杰的反抗体现了印度对民族政治权力的渴求，他采取了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

他的家人在危急情况下选择了暴力，这使他感受到了这种诉求所带来的焦虑。误杀萨姆给检察长米拉的家人带来巨大伤害，这也类似于殖民地的反抗所给宗主国带来的损失。

这使人想起1857-1859年发生在北部和中部印度的民族起义，这是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次独立战争。尽管起义最终被英国压制，但英国也结束了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从而将印度置于直接统治之下。

起义虽然失败，但导致英国损失惨重，同时也在英国国内引发骚乱。英国的官方报道将印度军队描绘成恶魔般的恐怖存在，将他们等同于嗜血成性的野兽，这样的描写激发了英国国内民众的仇恨心理，同时激励英国将领和士兵以更大决心投入战斗。

这些报道也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对印度起义造成的巨大恐惧。这与维杰所述故事吻合，同时也反映了印度人对英国人伤害的担忧，以及他们对获得理解和宽恕的渴望。

结 语

印度是一个宗教流派众多、错综复杂的国家，其中民族问题一直是印度国内外事务的核心。在影片中，突显了印度电影特有的音乐叙事风格与主题的紧密关系。

通过展示个体如何解构政体内外权力的过程，影片表现出了印度对民族主义国家建构的渴望。

这种渴望意味着只有通过在民族共同体内实现成员的平等和民族政治权利的获取，才能最终实现民族主义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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