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都有一个吐槽不完的话题。

语言类节目，越来越不好笑了。

今年的春晚，更是如此。

就连沈腾马丽的组合，也完全让人笑不出来。

回想整个春晚，最好笑的梗可能还是尼格买提的穿帮。

这个曾经被全国观众共同期待的欢乐盛事，如今却沦为当电子榨菜都嫌难吃的背景音。

正因如此，每年这个时候，人们总会格外怀念过去的春晚节目。

不仅常看常新，还有一些尺度格外大胆。

放到现如今，可能都无法走上舞台与观众见面。

趁着春节期间，鱼叔就跟大家再回顾回顾，那些被反复提及的「神仙节目」。

要说春晚尺度第一人，相信不少人会想到陈佩斯。

在小品《胡椒面》中直接脱光上衣，大秀肌肉。

在《姐夫与小舅子》中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公然「开车」：

怎么着怎么着，你和我姐有事实了？

这种台词放到现在，简直不要太「清汤寡水」了。

可要知道，那是1992年的春晚。

《胡椒面》还要更往前一些，是1989年。

在这样的前提下，说一句「大尺度」也不为过了。

但是，鱼叔想说的大胆，可不是这些。

你根本无法想象，30、40年前的节目究竟有多「嚣张」。

1994年，黄宏与侯耀文的一出《打扑克》，讽刺力度至今难以超越。

两人为了消磨时光，在火车上用名片当扑克打。

头衔大的管头衔小的，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社会现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后来两人玩得不亦乐乎，开始不按套路出牌。

你出「制药厂厂长」，我就打「假药厂厂长」。

别管你真药多有效，最后赚钱的总是我假药。

这个假的能管真的吗

你打「著名演员」？

我出「小报记者」。

毕竟，演员再著名，也怕八卦记者胡说八道。

还有更绝的。

侯耀文打出一个「通俗歌星」，黄宏立马拿出「税务局局长」。

哪怕你出场费几十万：

挣得再多也得照章纳税。

这句话，放到现在来听，更是讽刺效果十足。

再往前。

这种笑里藏刀的作品，在80年代的春晚中可谓是数不胜数。

1988年，牛群与李立山就贡献了名场面。

相声《巧立名目》用一句绘声绘色的「领导，冒号」讽刺了国企干部滥用职权，公款吃喝的现象。

同年，姜昆与唐杰忠的相声《电梯奇遇》同样精彩。

披上荒诞喜剧的外衣，讽刺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盛行的现象。

同样是这二人，在1989年的相声《捕风捉影》中，又讽刺了一把社会上以讹传讹、人言可畏的现象。

这样的节目还有很多，讽刺内容从社会乱象到官场腐败，个个都大胆开麦、剑指要害。

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演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实际上，鱼叔有一个偏爱的冷门小品。

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开创了讽刺小品的先河。

那就是1986年，由李婉芬和周国治表演的《送礼》。

这二位老师，是知名的话剧演员、表演艺术家。

此次联手，在这一年的春晚舞台上也献出了一场精彩表演。

尤其是李婉芬老师，一人分饰四角。

每个角色都个性鲜明，令人过目难忘。

节目中，周国治演绎了一名行贿的商人。

1985年，国家刚刚放开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相关政策。

不少商人都想找关系、走门路，快点挣上第一桶金。

于是，周国治就准备了一份厚礼去赵、钱、孙、李四位局长家，打点关系。

结果没想到，礼却一点都没送出去。

第一站，是赵局长家。

迎接的是其丈母娘，一位精明势利的女性。

裙带关系也是关系，礼物转手就给了丈母娘。

然而，收下礼后，丈母娘却说赵局长出国了，三年后才能回来。

商人听后，秉持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理念，立马拿礼物走人。

第二站，在钱局长家遇到的是保姆。

这位老实的劳动女性，前几天因为轻信另一位贿赂者「我是局长外甥」的谎言，收了三条花黄鱼，而被钱局长好一通批评。

所以，这礼又送失败。

第三站，在孙局长的家遇到了局长夫人。

没想到，送礼的话还没说出，就得知孙局长正因为收了礼在单位写检查。

不过，以上三位还不是重点。

第四位李局长，才是整个节目最大的反转。

周国治看着眼前这位围着围裙、态度亲善的女性，将其当作是又一位保姆。

于是开始装腔作势。

不曾想，她正是李局长本人。

结果周国治送礼不成，自己变成了反行贿受贿展览上的典型。

短短四个小节，两个人的表演，就将当时社会的行贿受贿不良风气展现得一清二楚。

不仅如此，这个作品在一些意识认知上的超前，更令我拍手叫绝。

那就是将李局长设置为女性。

想一想，如今的春晚小品还用「女神和女汉子」来造梗的时候。

38年前第一个有女性参演的小品，女性就身居局长之位。

这不仅对官场腐败进行了讽刺，也打破了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实际上，这种关注点超前的语言类节目，在曾经的春晚上还有许多。

像是讽刺明星人设与过度包装的《父亲》《如此包装》。

小品《父亲》剧照

像是关注老年人情感生活的《相亲》。

还有用身份讽刺的手法去提倡男女平等的《产房门口》。

这些观点，放在当下也毫不过时。

人人都说过去的春晚小品，比现在好看。

原因其实很简单。

过去的作品，从创作出发的视角就与当下不同。

比如1983年，第一次春晚的形式十分特殊。

那就是设置了观众点播环节。

整个晚会期间，观众可以打电话给电视台报自己想要看的节目。

哪个节目点播的人多了，导演就把节目给安排上。

于是，就发生了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导演黄一鹤顶住上面的压力，让李谷一在全国直播中演唱了一首「禁歌」，《乡恋》。

如果说，这一年是因为年代局限性，在资金与人力都不充足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大胆创新。

那么后面几年，创作者则是实打实从观众的需求出发，真心实意创作大家想要看的内容。

1988年，陈佩斯带来一部戏曲小品《狗娃与黑妞》，内容讲的是反抗包办婚姻。

可就是如此普通的作品，却在过审的时候遭到了否定。

很多人认为，当时已经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了，包办婚姻已经是旧时代的事情。

但陈佩斯却与领导争论说：

包办婚姻并没有过时，过时的是你。你是自由恋爱，就觉得所有人是自由恋爱。但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没有摆脱包办婚姻的阴影。你已经脱离了人民。

与此同时，他还拿出了自己在河南农村实地调查有关包办婚姻现状的笔记。

用真实的事实数据说服了领导，才让这个节目成功在春晚亮相。

除此之外，比起现在以说教为目的的节目，曾经的作品是扎实做内容。

不煽情、不故意上价值，好看可乐才是根本目的。

就像经典中的经典《昨天今天明天》。

赵本山与宋丹丹的无数金句，到现在还是常常被人提起。

最让鱼叔印象深刻的，是小品的结尾。

主持人让黑土白云最后再说一句话。

放到现在，就算不是喊口号，也是说些「吃饺子喽」这样的台词。

看着充满感情，实则假大空。

但黑白二人却说了啥？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从始至终，这个节目就是想着如何用最质朴的表演给观众带来最大的欢笑。

其次，曾经的演员都是术业有专攻，在自己的领域做到最好的表现。

哪怕遇到突发情况，也能用专业素养随机应变，创造出想不到的结果。

比如，《小崔说事》，赵本山上场时忘记拿包。

于是他在宋丹丹和主持人寒暄时，一手拿盒饭，不慌不忙回去拿。

根本看不出破绽。

又比如《主角与配角》中经典的配枪带子断裂事件。

朱时茂在不影响表演的前提下，不露痕迹地给带子打结。

因为变短的带子，在两人转换角色陈佩斯把配枪背在身上的时候，短一截的带子皱皱巴巴箍在胸前。

不伦不类的样子不像穿帮，却宛如神来之笔。

如今的春晚语言类节目，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内容上鲜少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创作，表演上也再难出现当年那些大神级的段落。

这样的节目，观众怎么会爱看呢？

也不怪现在的观众，对春晚越来越无感。

正如《主角与配角》中有句经典台词：

你管得了我，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